论新时代“榆阳模式”的文化生态视角

石 杰 2

【摘要】所谓文化生态，是指特定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用其视角看问题，它既是一种生存实践行为，又是一种驱动发展动力。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生态脆弱和发展欠佳双重局限的榆阳区，在本世纪最初的十来年中，开始了思考破解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的困境，探索生态发展的“榆阳实践”，并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不断蝶变崛起，开启和形成了唯一的西部地区改革试点“榆阳模式”，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系列改革、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成果显著。本文从文化生态视角，探讨了“榆阳模式”在新时代其自身的独特特质和启示意义：即体现了从一种历史自觉与时代实践，到一种文化自觉和价值观的重塑；其形成逻辑在于：不仅仅是刻意对传统文化的存留，更是对黄土文化与游牧文化特性及融合价值的再评估，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与区域协调发展；揭示了经济与文化必须同步发展，良性的文化生态秩序，是驱动一个区域协同发展共同富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发展观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经济；文化生态视角

【正文】

上世纪末 80 年代的生态运动，直接挑战传统发展观，并从哲学上对传统发展观进行了理性反思与批判，催生与推动了新发展观的形成，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构【1】，则是对这一时代要求的充分回应。本世纪最初的十来年，陕西省北部、毛乌素沙漠与黄土高原过渡地带的生态脆弱和欠发展的榆阳区，开始了思考破解传统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的困境，探索生态1 本文是陕西师范大学与榆林市榆阳区委区政府合作课题的阶段性成果。2 作者为区域经济博士后、工学博士、高工，多所高校兼职教授、研究员。发展的“榆阳实践”，并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不断蝶变与崛起，开启和形成了唯

一的西部地区改革试点“榆阳模式”，其实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系列改革、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成果显著，成为全国首批先进典型。【2】事实证明，生态问题的深层，是文化问题。发展转型的实现，关键在文化的转型，即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抓好“文化”与“生态”的问题。随着发展观的转变和文化生态理论的确立，新的发展速度和发展前景必将随之产生。从“榆阳实践”到新时代“榆阳模式”的生成逻辑可以看出，榆阳以文化生态视角开掘出“榆阳模式”自身的独特特质和启示意义。

一、“榆阳模式”体现了从一种历史自觉与时代实践，到一种文化自觉和价值观的重塑

上世纪末 80 年代诞生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传统的发展观沉醉于关注于人对自然界的支配作用，而欠缺从自然出发的视角。【3】其认识和认可自然界对人及人类社会的决定性影响与作用，它将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视为休戚与共的共生体，那种幻想改变自然规律和随意征服自然的做法，是极端天真、幼稚和错误的，会引发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进入 21 世纪，人类的行为开始变得理智起来。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榆阳区地处毛乌素沙漠与陕北黄土高原过度地带，属典型的生态脆弱区。该地区历史上曾经水草丰茂、牛羊遍地，但战乱的破坏与不合理的垦荒、过度放牧，对生态环境造到了毁灭性损失，成为我国生态坏境最为恶劣地区之一。【4】榆阳人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最先体会到了忽视自然，偏解与自然不和谐的态度及做法带来的恶果，也是从早期的“治沙治土”到以水土保持为主的退耕还林等为代表的生态治理建设工程投入，最早推动脆弱的生态环境开始向良性转变的。但即使如此，榆阳人仍频繁遭受自然灾害、生态群落结构不稳定、生态效益低下的困扰。

从 2010 年 9 月起，榆阳区委区政府新班子领导就任后，通过深入基层走访调研与查阅资料，深刻反思以往的发展思维与方式，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持续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愈发凸显，“分得彻底、统得不够”问题一直困扰农业农村发展。【5】在山区贫困村赵家峁村调研中，他们发现这个村的情况具有一定典型性：一是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进城务工，村庄“空壳化”加剧，全村当时 171 户 618 人中，离乡务工的多达 80%，留守人口多为老弱病残，人均纯收入不足 3000 多元；二是细碎零散的耕地和单家独户的生产经营效益不高、增收困难，全村耕地中绝大多数是块块地、绺绺田，人均不足 3亩地，撂荒严重；三是村集体经济一穷二白，村“两委”带领群众发展生产信心不足、动力不足，治理村庄腰杆不硬、基础不牢。这些问题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好，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各项政策，就很难真正落到实处。

榆阳区委区政府意识到传统的发展思维是一种单线型的发展观，行政人员应该在不脱离实际、不脱离财政的前提下与时俱进、敢于破局，适度超前发展，探索生态发展的新思维和新方式。【6】可以说，在某些领域，“榆阳实践”步伐迈出的当初，有些认识与做法，就已经先于国家有关部门政策的出台，如数字化、物流等。

2013 年 9 月，榆阳区启动赵家峁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短短五年内，按照“抓党建、强基础、兴产业、促发展”思路，统筹推进精准脱贫攻坚、农村党建标准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集体经济清零、人居环境整治“五项三年行动”。从一个村起步，因地制宜、全域推进，榆阳区最终走向了全国，并探索出三条路径，形成“榆阳模式”，其所展现出的新一轮农村改革之路，令世人瞩目。国家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在发给榆阳区的邀请函中曾写到：“榆阳区作为第二批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改革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效突出，取得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推广价值……”。【7】

榆阳区所取得的成果是基于榆林、陕西、全国、乃至世界发展趋势所做出的正确的实践判断。它不局限于单一地区之内，而是将本地区的发展规划融入更大地区的发展蓝图之中，从而借助在更高平台中所获得的资源推动本地区的发展。以更广阔的视角寻找更多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方案。【8】

缘于上世纪末、盛行于当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由“自然—人—社会”所构成的社会有机体中，生态问题已经超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界限。榆阳人在总结自身发展的实践，也深切体会到了生态危机，这已经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加快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就是要纠正以往人们忽视自然偏解、与自然不和谐的态度与做法，克服现代化的轻率和功利，将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地嵌入到每个人的内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运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如何正确看待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从重大政治问题和重大社会问题高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如何以绿色发展引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如何以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切实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自然观、生态政治观、绿色发展观、生态权益观。【9】

以赵家峁村为例，榆阳区通过创造性地运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政策，围绕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逐步探索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产权关系，使曾经的深度贫困村变身为产权改革和产业发展的示范村。在具体操作上，政府严格按照“清产核资—界定成员—设置股权—制定章程—成立合作社—发放股权证”六步流程，重点抓好定人、定股、定机制“三个关键”。所谓定人，就是合理确定改革基准日，统筹考虑户籍、人地关系，坚持从实际出发界定成员身份。所谓定股，就是科学设置股权种类和持股比例，以人口、土地为基础股，占比 60% 以上，保证农民基本权益;因村制宜设置扶贫、房产、劳龄、资金等附加股，充分激活生产要素。所谓定机制，就是尊重群众主体、群众首创、群众利益，制定合作社章程，用市场经济的规则规范经营管理。赵家峁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章程，起草历时 1 年多，开了 60 多次会，最终形成了群众一致认可的改革“基本法”。 【10】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传统的发展观在视角上，存在着其只承认技术与生态在发展中的功能及意义，仅仅沉醉于关注人对自然界的支配作用。但却忽视了社会文化背景与社会价值观念，在人类文明演进与社会发展体系中的根基作用与历史地位。事实证明：人类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实际上是疏忽文化而造成的。因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超越传统的文化和现代的工业资本主义文化，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11】即基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文化，且这种新文化的创造，首先应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形成，即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再是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文化”与“生态”的问题，这便是一种文化生态的视角。

从文化生态视角来看，“榆阳模式”体现了从一种历史自觉与时代实践，到一种文化自觉和价值观的重塑，这是其独特特质的一个方面。它启示我们：区域发展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紧密联系，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种新价值观，汲取了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奉献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可接受性关系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把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际、社区乃至整个宇宙，都视为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内容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二、“榆阳模式”的形成逻辑在于：不仅仅是刻意对传统优秀文化的存留，更是对黄土文化与游牧文化特性及融合价值的再评估，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区域协同发展与共同富裕

榆阳区自古以来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情况。榆阳文化发展演变至今，主要包括六个部分：以榆林、绥德、子洲、米脂区域为核心的黄土文化；以神木和府谷为代表的晋西北文化；深受内蒙古、山西影响的神府文化、位于黄河沿岸形成的小黄河文化；毗邻靖边、定边，受其影响形成的陇东文化；北部区域的游牧文化；坐落于榆林城内的众多四合院遗存所体现的小北京文化。它们共同构成榆阳文化不可分割的生态整体系统【12】。

毋庸置疑，榆林处于游牧文化和黄土文化的过渡地带，自夏周开始到清末工业文明，期间三千年，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与游牧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在不断的冲突碰撞与民族融合中，源源不断注入了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从而熔铸成一个特色鲜明的文化生态系统，其主张多元利益与多元主体，和而不同共处；强调多样性共存、制衡性共进、循环性再生。因此，榆阳所在黄土高原上的文化，是一个建立在传统情感联结基础上形成的血缘、地缘、业缘的共同体，其承载着一种最深沉的价值追求，并随时代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而更加凸显出中华文明的特质，也彰显了其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主体性，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重大。

事实证明：现代化并不能完全摈弃传统文化，相反传统文化今天仍然能够为现代化提供相当的正能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黄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积淀而成的生态文明，尤其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美学，对现代人的生活和审美都提供了重要而有益的借鉴。美源自于自然，源自于人的生产、生活。从 2011年始起，榆阳区开始举办“大美榆阳-杏花红叶系列活动”。榆阳区将其作为一种业态进行发展，文化建设细节了到方方面面，覆盖乡村建设、民居改造等。例如，榆阳陕北民歌博物馆建设，涵盖了民俗、民情、党史、历史、绘画、音乐、实物等。再例如，麻黄梁地质公园，全国 11 个单位的写生基地。文化工作作为民生工程、基础工程和经济发展的新业态，系统思维是必须要贯穿于其工作始终的【12】。由于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所蕴藏着一些基本内在的潜能扮演着赋能与驱动的双重角色，因此传统文化和思想传统是发展的源头活水，足以为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厚重的本土资源。

所谓的文化生态，其核心是指人类与其生活环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网络体，人类创造的文化是与其生存空间的环境及其变化相依伴，所以“文化”与“生态”是一个共同体，研究清楚二者的耦合关系是其丰富的内涵。人的生产、社会、劳动是在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的辩证联系中，建立起来的自然的价值维度，不断的调节人的历史活动，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

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智慧、生存策略，它具有鲜明的特点。即文化生态作为人类主观行为的结果，体现了人类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质量，具有极强的时代性、发展性和进步性特征【13】。文化是一条流动的河，需要从“过去”经 “现在”流向“未来”，中国传统文化也要结合社会现实发展赋予其时代生机与活力。毋庸置疑，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许多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损，传统风格如果变异，人居环境倘若破坏，必将是人类文明的损失。因此，在文化生态上绝不能搞“先拆毁、后重建”。文化生态，是指特定文化各构成要素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文化与其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联制约，而达到的一种相对平衡的结构状态。进入新时代，传统情感联结基础上的血缘、地缘、业缘共同体，逐渐向现代利益关联基础上催生的抽象共同体拓展【14】。特别是针对乡村文明的保护和传承，要充分考虑其社会和经济的双重效益。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之间的良性互动、协调和平衡，解决方案的核心是文化干预、教育、村民自治，关键是制度安排。榆阳区作为第二批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重点围绕定人、定股、定机制，探索出了以家庭为单位推选股东代表，以法人治理结构选举理事会、监事会，确定生产经营组织、利益分配方式和风险防控机制，保证了村集体经济收益权和支配权的改革模式，切实发挥了把方向、议大事、做决定的重要作用。

经过十来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榆阳模式”打通了城乡协调发展、要素高效流动、产业融合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全区 20 多万亩效益低下、濒临撂荒的耕地焕发生机，农业机械化率达到 80%以上。2020 年，全区农业总产值达到82.09 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6628 元，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从文化生态视角来看，“榆阳模式”通过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由点带面，建立起“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现代农村产权关系，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或引进资本发展现代农业，盘活农村资产，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利益共同体，把贫困户全部纳入合作社，变单家独户脱贫为抱团发展脱贫，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特别是户族代表制在产权制度改革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这也证明：有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力量，即那一种乡村生活中祖祖辈辈携带的集体记忆，面对村落凋敝、农民贫困的处境，让村民们生发起了对家乡文化的认同与自信，从而走向寻求自我发展之路。【15】这种情理与法理融合下的公私协力、利益与情感共同体建设的价值诉求，充分反映了“榆阳模式”在新时代具有其特殊重要性、组织功能性和底色独特性，其形成逻辑在于：不仅仅是刻意对传统文化的存留，更是对黄土文化与游牧文化特性及融合价值的再评估，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振兴、区域协同发展与共同富裕。

三、“榆阳模式”揭示了经济与文化必须同步发展，良性的文化生态秩序，是驱动一个区域协同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文化是生命衍生的具有人文意味的现象，表征了人类卓然立于自然之中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在榆阳这样一个西北部国土空间面积大、区域地理和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的地区，敢于破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面推进农业农村及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勇于促进新文化内涵的生成和积淀，千方百计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对于资源富集地区如何跳出“资源陷阱”，对于农业农村欠发达地区壮大集体经济，对于统筹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从文化生态视角来看，“榆阳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众所周知，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之间，存在不可忽视的矛盾。前些年我国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中，一些经济带以及城市，由于在发展中只重视经济开发，重视工业发展，而忽略文化建设和文化生态问题，因此导致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存在着过分强调区域产业功能和经济结构布局，忽略社会结构统筹，过分重视基础设施的投资，而陷入了文化沙漠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16】。特别是新兴经济区域和工业园区更为严重，尽管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早已出现，但目前大多新兴经济区并没有避免，文化与经济的不平衡，成为现代社会一个普遍的存在，也导致文化生态失衡问题日益凸显。

文化生态，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所显露的美好的姿态或生动的意态，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泛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状况和环境【17】。现在人们都深知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后可怕的灾难，但很少有人对文化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关注。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立新的社会文化实践范式，以文化联通注入合作新模式，以文化发展创造经济新模式，以文化生态稳定事业新模式。且唯有文化生态的良性平衡，方能可持续发展。

榆阳区自启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设工作以来，坚持因地制宜、守正创新，制定“123 567”工作法，打造 19 个实践所、317 个实践站、31 个示范站，挂牌建设 4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组建志愿服务队 596 支，深入开展“微讲堂”“帮帮团”等“五个一”行动，重点实施“百千万”工程，累计开展各类文明实践活动 1430 余场，切实做到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到哪里，着力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由此可见，通过整合各类资源，实现共建共享，并充分结合实际，挖掘本土化、特色化与品牌化的服务项目，在制度设计、阵地建设、活动方式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总结出富有地方特色的组织管理和运行模式对实现文化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十分必要的，为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创造契机。

在文化生态中，寻求新型的文化平衡。从“榆阳实践”到“榆阳模式”中，榆阳区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全面学习推广“枫桥经验”，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围绕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明确了以改革创新、系统集成、协同推进为基本方式，统筹抓好工作思路、组织体系、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智慧系统、队伍力量“六个集成”的工作思路，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毋庸置疑，一个地区的文化生态，往往是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历史和社会发展演进孕育而自然形成的。新兴的开发区，由于发展历史短暂，文化发展和孕育的时间相对较短，文化生态缺乏一个自然孕育与沉淀的过程，造成文化积淀不深，底蕴不足【18】。事实上，“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城市文化的唯我独尊”这一问题在一些新兴经济区域也较为严重。特别是偏重于发展文化中的物质形态，如城市建筑、景观、会展、服装文化等；还有对文化构成中甚至更为重要精神形态的文化，如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哲学、艺术等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不够重视甚至忽略。这些精神文化要素，都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往往决定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的潜能、深度和持久的生命力，对于一个地区文化内涵的生成和积淀具有重要意义。文化生态危机现象的出现，恰恰是物质文化、科技文化、城市文化的唯我独尊、急剧膨胀所造成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结构性问题，严重影响了区域文化发展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制约着文化发展的后劲。

文化及文化产业对驱动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促使榆阳区将发展文化产业提升到战略高度。“大美榆阳”系列活动连续举办 10 余年来，创办了以风筝音乐节、路虎越野赛、亲子帐篷音乐节、夫子庙首届海洋节为主的景区游乐项目；以踏青采摘、民宿休闲、亲近大自然为主的乡村休闲自驾游；以非遗展览馆和小剧场、“秧歌过大街”、“欢乐榆阳行”线上戏台以及各大纪念馆博物馆智能语音讲解的文化深度游。可以说，多项品牌文化活动，既极大地丰富了榆阳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又促动了旅游新业态的快速成长，助推了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透过“榆阳模式”文化生态视角，说明健全的文化生态，应是由各种文化因素有机生成的文化网络，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功利文化、超功利文化、消费文化、非消费文化、都市文化、田园文化……使各种文化样式、文化板块都得到相应的发展，并形成一定的张力，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榆阳模式”启示我们：评估一个区域的文化生态，经济与文化必须同步发展，文化生态内部各种文化形态之间，也存在着一个结构平衡，应该搞好宏观调控和指导，避免文化产业布局结构趋同，避免一哄而上地进行“产业链升级”。

综上所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共同体概念和绿色发展理念，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发展转型，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创新，引发了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牵引了这一理念在波澜壮阔的大国实践中的不断升华，拓展和丰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推动我们的制度设计与价值目标开始了新的巨大变化，也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论及新时代“榆阳模式”的文化生态视角，其关键的核心观点在于：与以往和现在其它的模式不同，“榆阳模式”是一种新现代性类型，它的实践与理论价值在于：一是对新文化及发展价值观的重塑；二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留存传承与对地域主流文化融合特性的再评估，突出了其终极目标指向；三是在对经济与文化平衡、文化生态平衡等现代性逻辑超越中，呈现出了在新时代其自身所有的启示意义：

首先，“榆阳模式”针对现有农村人地关系限制着现代农业发展，传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已然不能满足当今的要求，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这是在新时代的一种文化价值观的重塑：即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赋予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主体地位，使农村集体发展有组织、有载体，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其次，“榆阳模式”遵循“以农民利益为本”、“因地制宜”的原则，以“三变”为抓手，坚持“六步走”原则，注重民主议事，尊重民情民意，根据客观实际，从整体上形成了北部、中部、南部三种不同的模式：即以合作社为纽带，实现“三连”发展、因村制宜全域拓展，“三条路径”解决“三农”区域问题；改革与转型共推进，让群众分享改革红利，特别是发挥了户族代表制的作用，即通过发挥传统文化与地域主流文化融合特性再评估后的价值推动，进一步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和降低交易费用，引进外部资本促进区域内协同发展，走向共同富裕，凸显了“榆阳模式”的终极目标指向；

最后，“榆阳模式”抓住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即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前提保障和首要工作。从“榆阳模式”的变革实践中，可以看出榆阳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整体较为成功，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则有待提高。从文化生态视角来看，这就是经济与文化失衡的表现。因为有些区域点，缺少考虑市场需求与自身优势，盲目学习照搬经验，集体经济效果的发挥还不明显，造成发展路径同质化和资源的浪费；一些村庄外流人口多、人口老龄化严重，通过合作社统一经营，发展集体经济目的实现，还有较大难度等问题。这都反映出农户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路径还存有疑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改革后的资源利用不当、区域内过度竞争，村落之间缺乏协同发展等现象。表明唯有区域内形成良好的文化生态，才能协同发展和吸引外部资本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投资开发，才能使区域内资源利用更高效、产业结构分布更合理、产业实力更强劲、集体经济收益更丰厚，最终达成壮大集体经济的目的，走向乡村振兴、区域协同发展与共同富裕的道路。

当今世界，已进入后疫情时代，它让我们再次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的关系，它们是一个休戚与共、息息相关的整体。其价值维度，是在自然维度和文化维度的辩证联系中建立起来的，并不断的调节人的历史活动，从而构成了人类历史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它强调的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内容，表达了对发展的终极价值的诉求，这也是新的文化价值观建建构的必然选择。而以往人民公社政府管治下的集体所有制，难以充分体现农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权利。家庭承包制，农民的自主权则局限于家庭自治的范围，导致农民失去了更多的权利。事实证明：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需要新的文化价值观的重塑与驱动，其标志性的变化，就是乡村自治下的新型集体经济，它不再是政社合一的集体所有制，且这一走向的时代实践自觉，毋庸置疑，榆阳模式则提供了最好的样本。从文化生态视角来审视，“榆阳模式”其最终的价值评估关键点在于群众是否享受到了发展的红利，从而生活在一个更高水平的生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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